2022年10月，一批价值超过499万元的电子产品从上海起运，目标是位于巴拿马的曼萨尼约港。然而，当货船抵达目的地时，新加坡的承运人却突然决定停止交付，理由是美国将香港的托运人列入了制裁名单。更令人震惊的是，尽管上海海事法院已经命令承运人签发提单，但货物仍被擅自运回上海。对此，最高法院的这一案例为跨国公司发出了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信号。

事情的起因是在2022年10月，上海港接收了一批准备出口的电子产品，由一家香港公司托运，由新加坡船务公司负责运输，目的地是巴拿马的港口。整个运输过程本应是常规的国际海运，但出乎意料，船只起航后，承运人因美国的制裁决定而终止了运输。这家新加坡船务公司意识到，虽然交易始于中国，但依然担心如果继续履行合同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因此，他们拒绝签发提单，导致货物无法正常提取，陷入困境。

提单在国际航运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承运人收到货物的凭证，直接影响到货物的提取和交易结算。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货物已经到达目的港，香港公司却因承运人的拒绝而无法完成交易。新加坡船务公司的商业考虑非常明显：若继续运输可能使其遭到美国制裁，因而停止服务成了他们的“无奈之举”。但在香港公司的眼中，这是对合同的严重违反。香港公司随即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要求承运人签发提单，以保护自身权益。

海事法院作为专项法庭，考虑到国际航运的时效性，通过审查后及时发出了海事强制令，要求新加坡船务公司必须签发提单。面对法院的要求，该公司最终补签了提单。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在处理的过程中，该公司非但没有依约在巴拿马交货，反而将货物擅自退回上海。这样一来，原本的运输合同目的彻底落空，承运人的行为更加恶劣。

更离谱的是，退回后的承运人还要求香港公司赔偿因未及时提货而产生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上竟高达50余万元。这样一来，香港公司的处境愈发陷入困境，未能完成交易且面临额外费用的双重压力。香港公司因此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新加坡船务公司和相关的中国公司共同赔偿损失。

案件焦点随之转向：美国的制裁能否成为新加坡船务公司逃避违约责任的依据。经过审理，法院明确认为，新加坡船务公司以美国制裁为理由拒绝履行运输义务，构成根本违约。这个裁定基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并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相关条款，明确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采纳会对中国公民和组织施加歧视的限制措施。

虽然新加坡船务公司并非制裁决定的发布者，然而其因美国制裁而停止对香港公司的运输服务，实际上构成了对《反外国制裁法》的协助执行。因此，外国制裁不能在中国法律管辖下的合同中生效。进一步来讲，若合同中规定了承运人须遵循制裁合规的条款，也不能剥夺中国法律的优先适用。法院明确指出，《反外国制裁法》的强制性规定应优先于所有其他内部合规手册，确保该法律的有效实施。这一案件彰显出中国法律对于外国制裁的坚决态度，昭示着中国绝非其他国家讨好美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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